莊子

個人閱讀《莊子》的心得，其核心在於「道樞」二字。以「道樞」觀察，便能化解事物的對立與邊界，破除先天框架和後天經驗的束縛，引領至更廣闊的視野。

世間學說林林總總，各家都自詡掌握真理。然而，無論理論規模大小、範疇廣狹，都難逃被質疑、被反駁的命運。在與反對者辯論時，人們容易陷入順境則喜、逆境則憂的患得患失之中。究竟是什麼原因，讓人們如此執著於爭論對錯呢？

或許，可以假設有絕對真理的存在。那麼無論人們對其理解程度如何，真理本身的真實性都不應受到影響。但是在現實中，一旦將某種理論奉為真理，它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個人的主觀成見。成見帶來確認偏誤，阻礙了觀察變化的能力，由此導致不同理論之間的衝突和爭辯。

理性告訴我們，真實與虛假是相互對立的概念。一物對，則其反面必然是錯。而《齊物論》中所闡述的「道樞」（彼是莫得其偶，謂之道樞），則講究消除對立，放下對虛偽的討厭，放下對真理的執著，由此而生另一層的視野。「道樞」意指萬物齊同，萬物之間本沒有差別，是主觀意識強加了分別心，才導致了對立的產生。

「道樞」所要化解的不僅是真假對立，還包括自我與外物、存在主義的「選擇成為自我」和「不選擇成為自我的空無」、絕對唯心論中「絕對精神」與「自我」的辯證統一，這些都是對立的體現。

以「道樞」化解這些對立關係，便能指向「萬物一府，死生同狀」甚而「未始有物」的境界。

畢竟，時間與空間的概念，分別建立在古今與遠近的對立之上。而因果關係，亦依賴於時間的先後順序。逐一放下這些理性仰賴的先天形式：時間、空間和因果，便能理解莊子所謂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」。此與《吠陀》的〈有無歌〉中所描述的「其初無無亦無有」有著異曲同工之妙。

反過來，從「無無亦無有」的疑始狀態出發，萬物尚未分化，一切皆處於混沌未開、無邊無際的狀態，即尚未有具體形狀和概念的「物」。其後，有了時間和空間，時空帶來了因果，因果帶來了關係，由此而生不同的概念和具體的萬物，此時之間有差別而無高下。然而，當人們開始用主觀意識去分別萬物，將自身的價值觀強加於其上時，「高下之分」便由此產生。有了高下，便有了是非對錯，進而引發爭執、紛亂，終至無盡的矛盾與衝突之中。

因此，《莊子》主張不刻意追求所謂的「是」，不將自身的主觀意志強加於萬物之上，而是順應自然，讓萬物回歸其本真狀態。放下執著的「空」，尋求清楚的「明」，以空明之心觀照事物。正如《齊物論》所言：「莫若以明」。


將這概念套回自己身上，返璞歸真地對天賦所德檢視後，留存於身者，唯有對「存」與「知」二者的追求而已。

求存，一方面是生命的本能，是為了保存和延續生命所必須的；另一方面，亦有對心靈安頓的追求。

求知，則源於理性的思辨需求，亦有發於感性的體悟需求。兩者求知需求的不同，若以數學比喻，理性求知如同證明「(½+¼+⅛+..) 趨近於1」，以數學的極限為基礎去推演證明；而感性求知則以「一杯水，飲其半，復飲其半，終不能盡飲」的直觀領悟。

生活中，應當保持持續學習的態度，以滿足理性與感性的求知需求。學習不僅僅是為了獲取、儲存、運用和重組資訊的量化知識，更需要培養分析、判斷和整合資訊的能力，從而獲得質化知識。更重要的是，「生也有涯，而知無涯」，應當時刻銘記所知之邊際，對未知保持謙卑與敬畏。

基於所知，即可根據求存的需求，制定自身的行為準則。制定準則時，重中之重的是真誠地面對自己的天性。「修胸中之誠，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」。所行的準則，需無愧於心，方能坦蕩於天地之間。無需介懷社會價值觀和追求他人的認可，即所謂的「為善無近名，為惡無近刑」。

其次是要讓準則與知識結合，正如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時有明法而不議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」所言，世間萬物皆有其理法，運用知識去順應這些理法，針對求存的需求做最佳化。同時，亦需對未知做好準備，對自身可能犯下的錯誤留有餘地，如此，方能制定出經得起考驗之準則。

有此準則，對於外在事物的變化、好壞、是非，便可如鏡子反射般，不迎不拒的以準則去應對。事物的起因、發展、結果，皆寄託於「不得已」，順應自然的選擇與結果，即是「得者時也，失者順也，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」。

如此，便能像斯多葛學派那樣，專注於可控的事物，接納不可控的事物，是「知其莫可奈何而安之若命」的堅韌與平靜。

也能基督教面對命運的安排，或是像佛教般放下執念而得解脫，終究「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」。


道樞化解對立，準則對應變化，置精神於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，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。